以身体为对话、雕塑为转译,台北市立美术馆(北美馆)「未来身体:超自然雕塑」展览,由德国图宾根艺术馆馆长妮可.芙丽兹(Nicole Fritz)与德国图宾根文化交流协会麦斯米兰.雷泽(Maximilian Letze)共同策画;集结23位国际艺术家,从不同面向,开放向後人类时代提问。
(左)派翠西亚・佩奇尼尼,《幼苗》。 /(右)派翠西亚・佩奇尼尼,《葛拉姆》。图像由台北市立美术馆提供。
直截以视觉挑战观者思辨,「未来身体:超自然雕塑」用生而为人的肉体,拼接环境、科技等复杂讯息,在围绕强烈氛围的作品场域,推进未来生存样貌的可能性。如果说ChatGPT的议题已成为颠覆科技与人类发展史的炙热引信?那麽,北美馆的未来身体展览,更将让你深入反思全球80亿人类的生猛未来式!
至圣,《体内(M1)》。图像由台北市立美术馆提供。
以「人」为关系,思考未来
历经翻腾世界的疫情,这几年,关注未来风向的各式议题的确骚动着。3年後,登入後疫情时代的我们,除了明显感受到自然环境剧烈震荡,也意识到人类生活框架的不堪一击及身体的脆弱;於此同时,由元宇宙到AI科技介入日常生活的普及性,更在在持续颠覆人类世界。甫於北美馆登场的「未来身体:超自然雕塑」,试图归纳梳理出「混种人」、「後自然」、「艺术家4.0」、「科技 人类 变体」四个主题,以新创肉体的形式,陈述身体的解构与重构、人与环境及机器之间的关系、与当中隐含的欲望与伦理议题。这些主题,不是个别上的分类或架构,而是总结过去60年的超写实及写实雕塑作品,窥探生态与人类的处境、使人体成为一种运用科技介面的未来总观。
(左)安娜・杜米楚与艾力克斯・梅伊,《古菌机器人:後奇异点与後气候变化时代的生命形式》。(右上)伊萨・根泽肯,《演员III之3》。(右下)法比安・梅勒,《蝴蝶》。图像由台北市立美术馆提供。
共同策展人之一的麦斯米兰.雷泽(Maximilian Letze)在专访中,更如此说道:「我们并不是企图透过展览来回应任何问题,而是希望透过这些作品,让观众产生反思、并对未来提问。就连规划观展路线时,我们也考虑着每件作品之间的讯息与互动,期望观者从场域中,就能直觉生成一种对作品的感知。虽然说展场分为四个主题,但其实大部分的作品都已经带着强烈讯息,甚至比四个主题还要强大。」
超活力,《西方神明》。图像由台北市立美术馆提供。
写实或荒诞?端看你怎麽解读!
直观缝合其他物种、谈论人类栖地变化、基因演化、重塑生态系等议题现象,「混种人」展区,以探究混种生命体的奇异概念,揭开意味悠远的推论波涛;像是澳洲雕塑艺术家山姆・詹克斯(Sam Jinks)在作品《犬头》中,就以一副蕴含精微肌理细节的狐狸头与男子混合身躯,阐述人类不只是人类、也是动物的寓意,进而带出人类脆弱、老化的生存处境与自然本能。进入「後自然」主题展区,作品不仅着眼大自然如何在基因转殖与人工科技中被交互挪用,亦传达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性变化及物种的极限。策展人麦斯米兰.雷泽推荐的伊山・贝哈达(Hicham Macuga)作品《预兆 2019年5月9日10时15分》,也以化学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,产生微生态宇宙,藉此探讨所谓的能动性(Agency),「他刻意把『人』从当中抹除,让人去思考到底这件作品的创造者是艺术家、还是化学物质?并探讨所谓的创作或创造,是不是一定要产生什麽?还是它是可以被避免的?这些论点很有趣,也呈现出一种正面意义。」麦斯米兰.雷泽这麽说道。
伊山・贝哈达,《预兆2019年5月9日10时15分》。图像由台北市立美术馆提供。
山姆・詹克斯,《犬头》。图像由台北市立美术馆提供。
而派翠西亚・佩奇尼尼(Patricia Piccinini)的《挽歌》,则是以男人捧着似鱼的奇异物种,平实描绘人与自然间的温柔时刻;麦斯米兰.雷泽说:「我很欣赏派翠西亚・佩奇尼尼作品中对於人生的思辨,她能诉诸观众感官、使其产生同情共感的情绪;在她的作品中,亦提出许多对於社会道德观的思考及一些睿智想法,诉说一种人类同舟共济、同为一体的正面能量。」
派翠西亚・佩奇尼尼,《挽歌》。图像由台北市立美术馆提供。
科技对於艺术创作的影响力
进入「艺术家4.0」展区,观者也似乎贴近一种未来身体对於完美不朽的想望。我们该如何与所谓的未来机器人共处、交流或同理?AI是否最终能付诸人类独有的幻想、直觉或创造性?这些作品,都是让寓意无限延伸的子题。安德罗・韦库亚(Andro Wekua)的《无题》以没有灵魂的半机器人作品,阐述未来人类与科技装置的共存方式;作品中女孩右手的抖动,是唯一看得出生命跳动的指标,艺术家也藉由作品中不安与诡异的氛围,强化观者对科技与人类并存的提问。
而反诘各种科技和数位转型发展交合对人类内在、外在、心理、生理层面影响力的「科技 人类 变体」展区,彼特・兰德(Peter Land)和乔许・克莱恩(Josh Kline)的《神童》、《不用找钱了》两样作品,就是一个很好的对话;「来自以社会福利着称的丹麦艺术家彼特・兰德和来自美国制度、劳工受到保护相对比较少的乔许・克莱恩,能从生长背景及作品上,轻易看到两者之间的不同观念。不管是社会压力还是科技对於就业市场或社会结构有什麽样的影响,这都是艺术家想要探讨的课题。」麦斯米兰.雷泽继续说道。
彼得・兰德,《神童》。图像由台北市立美术馆提供。
乔许・克莱恩,《不用找钱了(德州路边餐厅服务生的手臂握着开瓶器)》。图像由台北市立美术馆提供。
而第9届柏林双年展的瑞典籍参展艺术家安娜・乌登伯格(Anna Uddenberg),则是将扭曲的女性雕塑与行李箱融为一体,她在作品《野蛮人 #7(零重力)》中,分别以不同物件、呼应当代对於女性的不同要求,进而扭曲地陈述社群媒体上网红们对於「理想形象」的荒诞追求。麦斯米兰.雷泽说:「安娜・乌登伯格谈论女性形象的这个作品,我觉得是观众很容易能够看懂的;她的身体变得扭曲、然後有各式各样的冲突,让作品产生共感的剧烈效果。」
安娜・乌登伯格,《野蛮人 #7(零重力)》。图像由台北市立美术馆提供。…